ku游官方最新网站:党报党刊史研究报告2021

 ku游官方最新网站     |      2022-07-15 21:24:51

  ku游官方最新网站:党报党刊史研究报告2021【摘 要】2021年是中国成立100周年,党报党刊史研究受到学界超越以往的更多关注,学术成果集中涌现,涉及的学科越来越多,无论是新史料的挖掘、新思路的开拓,还是新领域的拓展、新理论新方法的运用都取得了新进展,展现了党报党刊史研究的持续性和创新性的发展态势,但是仍然存在研究的分散性、碎片化和不均衡等问题。

  【作者简介】林绪武,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1)。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共党报党刊史(多卷本)”(项目号:20&ZD325)的阶段性成果。

  2021年是中国成立100周年,党报党刊史研究得到学界更多关注,成果集中涌现,涉及学科越来越多,新史料的挖掘、新思路的开拓、新领域的拓展均有体现,展现了党报党刊史研究的持续性和创新性。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共党报党刊史(多卷本)”课题组继续发布党报党刊史研究报告,概述2021年度新成果、新成就、新进展,为深化该领域研究提供学术指引。

  龙伟等认为近代报刊建构的媒介化社会是中国成立的重要前提,五四进步报刊提供了一条“办报——建党”的组党路径,承袭了晚清以来“办报以结社”的政治传统,也是列宁“办报——建党”经验的中国实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邓绍根认为五四运动后《新青年》的转向推动了中国及其新闻事业的诞生。“办报建党”奠定了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和中国新闻事业的基础,确立了中国新闻舆论工作的党性原则,提供了“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的历史根基。董律指出《》月刊从俄国模式、信仰依据、组织建构等方面回答了如何建党的问题。唐荣堂提出《》月刊在党的创建过程中发挥了“建构组织认同”的重要作用,塑造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核心的“组织价值观”,成为维系和发展“组织关系”的重要方式和手段。徐志坚认为《》月刊为中国的成立做了意识形态理论准备,开启了意识形态构建的中国化进程。党李丹等认为早期党报党刊的话语与内容,体现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现实和时代背景中的思想、知识生产和权力争夺过程,最终促成了中国的政治合理性,实现了社会文化功能和社会力量组织动员功能。

  张宝明认为陈独秀和张东荪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既让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学说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也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为中国的成立创造了有利条件。朱家梅等认为1917年-1920年中国主要政论报刊对列宁学说的传播,促进了思想界对中国走俄国道路的思考与争论,反映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心路历程。赵广军认为《新青年》构建了党化、同志和社会化三个舆论共同体,扩大了政治文化宣传的途径。李帅认为《新青年》与《向导》存在思想与实践的互动关系,前者承担党的理论建构与宣传任务,后者是前者理论的文本实践场所,因而早期中共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建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刘驰等考察了《向导》周报以宣传内容加强政治引导、以宣传风格强化传播效果、以多元年轻的宣传队伍扩大青年影响等宣传策略,实现对青年的政治鼓舞和思想引导。王灿发等认为《》月刊内容呈现多样性、系统性和前瞻性等特征,话语上实现从情感到人民回应再到政治动员的使命,成为中国重要的宣传、组织建设和开创性的党报党刊实践工具。王方玲通过《红色中华》中的漫画考察了中国革命话语的建构。刘浩林等通过考察《红色中华》原始文本及其话语表达,认为该报对苏区革命文化建设作出重要贡献。沈正赋考察了中国早期报刊的主体性与功能性建构。张亚光等从党报党刊视角考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早期实践,认为人兼具领导人和理论家“双重角色”,承担培育精英与启蒙大众的双重使命。黄静茹等认为《新青年》的科学传播是作者群、读者群、“科学”交互作用的结果,科学传播的起点在于解放人民思想,落脚点则是服务国家发展。曹晓辉指出《新青年》由男性倡导和推动的自上而下的启蒙方式,是否能让女性真正觉醒仍值得深思。阳勇等认为《红星报》对卫生工作的宣传报道,为预防治疗常见多发疾病起到了指导作用,避免长征过程中大规模流行病的发生,保持了部队战斗力。

  李莉基于《红色中华》从历史、实践、价值等维度考察中央苏区节省运动的历史图景,认为节省运动中建立的预算决算制度促进了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也为新时代进一步传承勤俭节约的基因血脉提供了历史借鉴。万立明认为《红色中华》关注苏区科学技术的推广和对苏联科技成就的传播,为苏区民众的科学启蒙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黄志辉认为《红色中华》积极介入中央苏区的各项经济动员运动,形成“号召响应+革命竞赛”的独特作用机制,是党领导中国革命胜利的源泉之一。陈信凌等认为《青年实话》的新闻批评,以志愿性组织的角色展开监督并与行政监督机构相互协作、联动,开启了中国体制内、纠错性、全域化新闻批评的先河。亦有通过《青年实话》研究苏区青年教育工作。

  刘维荣指出《新华日报》在揭露日寇暴行、报道抗战事迹、宣传抗战言论以及反击的三次高潮等方面功勋卓著,为抗战胜利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汤志华等认为《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的社论把握时代话语的斗争主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话语价值取向、多样的话语斗争方式和重视话语斗争的国际支持,争取国内外政治认同和支持。刘英等认为《新华日报》呈现了孤立主义政策下的局外旁观者、 “负有重大责任”的世界局势影响者、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关键盟友、“扶蒋”政策的错误抉择者等不同的美国形象特征,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抗战时期中国对美国的认识及政策的变迁。王丽认为《新华日报》对滇缅抗战的舆论动员,提高了抗战的动员效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光辉实践。郝智浩认为延安《解放日报》通过对五四运动的纪念活动,动员了广大青年投身边区事业,推动了边区工作的不断发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凝聚了青年力量。刘建民认为《晋察冀日报》对“三八”妇女节的报道超越了单纯的节日纪念,融入了全民族抗战的时代主题,节日与性别在革命语境中发生极具时代特色的嬗变。王有军认为陕甘宁边区中央党报的民族宗教报道,为消除民族隔阂、促进民族团结,巩固和扩大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收到了良好的舆论传播效果。

  林绪武等认为《群众》周刊对列宁主义的传播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范例,列宁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国具体实践结合的产物,宣传列宁主义成为抗战相持阶段中国应对舆论攻势和反对教条主义的有效途径。刘涛等认为《群众》周刊从满足人民群众愿望出发进行理论宣传工作,在特殊境遇中推进了党的创新性理论大众化,为传播思想作出了特殊的历史贡献。孙洋洋等认为《新中华报》从多个维度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统一于中国革命实践,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丰富和思想的形成。

  李斌等认为《人》注重加强纪律规定与组织原则的宣传阐释,增强了全党的组织纪律观念,为抗日战争时期的党员干部指明了言行标准和界限。杨静等基于《解放日报》考察延安市第一届参议会在基层民主选举、监督批评政府以及提案工作等日常运作机制及基层参议员参政议政的制度与实践经验,为促进地方人大制度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有益结合提供历史借鉴。朱叶等认为《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对“豫灾”与救灾的宣传和舆论工作,不仅提高中国的社会影响力,而且动员群众广泛参与救灾,对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稳定抗战大局具有积极作用。袁盛勇等基于《解放日报》刊登的歌曲,认为歌词创作具有鲜明的历史阶段性特征,表达了对于普通劳动者和劳动之美的颂赞,可从其中所具有的信仰内涵汲取精神的力量。张晓红等认为《新华日报》在农业生产报道中采取了选取关键主题、发掘话语资源、做好沟通引导等策略,为展现根据地军民的抗战意志和精神状态及新型社会生产关系而扮演了良师益友的角色。

  王传利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日报》成为反腐舆论监督的利器,为当代中国舆论反腐提供了样本。张亮等基于《人民日报》探讨了“爱国卫生运动”概念形成及其逐渐转为常态化的过程,认为其是一种通过凝聚社会力量积极融入到卫生事业的群众运动方式。蔡小婷等基于《人民日报》探讨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的阶级政策有了现实体验,从而主动将阶级话语和党的主流意识形态融入个人的思想和语言体系,实现对人民政权的思想情感认同。张学珍等考察了19782018年《人民日报》的2238条环境污染新闻报道,分析了改革开放40年间中国环境污染的时空特征,探讨了环境污染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曹培鑫等认为《人民画报》通过独特的视觉表征实践与阅读实践,实现读者对“中国人民”身份的认同。张铮等考察了《人民日报》对大熊猫媒介形象的建构演变历程,逐步拓宽了国家影响,形成立体的国家形象代言。孙卫华等基于《人民日报》维权报道,提出“行动—共识”框架,行动框架关注维权实践的现实困境及破解之道,而共识框架则构建正向、有序的社会治理空间。杨秀国等认为,《人民日报》建构扶贫议题采用的新闻框架,从不同层次建构了贫困群众的形象、政府扶贫的形象、减贫大国的国际形象。陈周宇基于《人民日报》的新闻图像,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形象历经从辛勤劳作到脱贫致富再到全面发展精神富足的视觉形象转变,体现“三农”政策关注重点从最初的经济生产领域转向社会生活领域。刘思雨等认为《人民日报》微博对冬奥会报道中他者视角的运用,形成了内在官方载体和外在“他者”载体并行的双重舆论场,建立了官方与民间的对话机制。

  齐卫平等认为《人民日报》七一社论实现立场认同、话语认同和情感认同,呈现人民话语一以贯之、革命话语逐渐内隐、多元话语日臻完善的趋势。李明德等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报》七一社论的媒介话语经历“改革”“建设”“人民”三阶段,话语风格走向简洁化、大众化,话语策略具有鲜明的导向性。董天策等认为《人民日报》五四社论的话语以改革开放为分水岭,实现政治号召到舆论引导、阐释细节到指明方向、权威文件到理念倡导的转变。郝建国认为《人民日报》“两会”新闻话语结构逐步扩展至领导人、代表委员、人民群众和海外民众四个新闻主体,话语特点也从国内会议新闻演化为国际传播形态。黎藜等以共情传播为视角对《人民日报》的疫情报道进行分析,认为情感话语发挥了正面的舆论引导作用,从而发挥了宣传效能。尤铮等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报》头版教育报道,认为官方话语的变迁与我国教育现代化的价值追求具有紧密的逻辑关联。彭秋茹等认为,对新时代人民日报语料中文分词结果进行统计和分析,有利于提高分词效果,促进中文信息处理的相关研究和技术的发展。

  倪延年认为《新青年》历经同人刊物、社会主义刊物、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的三次转折,其第7卷第1号是中国报刊起源的标志,至1923年《前锋》创刊标志着党报党刊体系初步形成。李海波认为建党前后和大革命时期党报党刊发行推动了党组织的创立与发展壮大,根据地时期党报成为党组织传播的建制化环节、常规化手段,既是现代政党工作方式的创新,也是对报纸功能的创造性开拓。程光安认为《群众》周刊艰难的创办过程及其在抗战时期无规律的出版发行,折射其与国共关系具有密切关联性,是反映国共关系起伏变化的晴雨表。吴锋认为百年党报党刊发行工作要遵循经济规律和顺应科技发展,也要关注发行的有效性,即党报党刊阅读率和影响力。王珊等指出党报百年经营的理念、策略与实践,历经从注重发行到注重传统报业产业链,再到融媒体时代创新报业产业链等变化。

  谢明香认为《新青年》办刊地址、宗旨、理念与传播内容的变化,体现新文化运动从知识精英内部的学理探讨,逐步延伸至公众舆论层面的表达和在学生群体中的传播,从而由公共论坛最终转变为中国中央机关刊物。王海晗认为鲁迅、周作人在《新青年》同人团体中的位置介乎缺席与在场之间,《新青年》为周氏兄弟的写作提供了物质载体与传播渠道,创造了置身五四启蒙事业的文化空间,《新青年》亦因此引领“人的文学”的思想潮流,是作者与现代报刊互相成就的典型。李秀云等关注了《解放日报》报人群体从初步聚合、接受改造到高度认同的过程,认为整风运动后报人群体在职业理念认同、价值认同、阶级认同和群体认同方面完成了向“新型记者”的转变。刘驰等认为《解放日报》改版后在内容和形式层面体现“为群众办报”,在方法和制度层面落实“让群众办报”,奠定了“群众办报”理念形成的实践基础。邓绍根指出《中国报人群体的出现与崛起》既关注报人群体作为新闻人的品格,也挖掘作为社会人的特质,再现了他们的生活情态和精神世界,为认识中国报人群体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周昊宇等认为中共早期领导人编辑出版工作导向以人民为中心、内容上注重质量、传播上倡导创新等理念一脉相承,并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完善。王润泽等认为群众性原则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新闻宣传事业上的延伸,延安时期党报党刊将贴近群众日常生活的方式和内容运用到宣传工作中,创新了典型报道模式,提升宣传效果。邓绍根指出中国报纸批评观念从“自己批评”发展到“自我批评”再到“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在党报党刊上的体现。徐杭燕梳理了党报通讯员制度的形成与确立过程,认为党报通讯员制度体现了党报坚持走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对缓解特定时期党报的稿源问题发挥了作用。应武等则回顾了党报通讯员制度的发展直至退出历史舞台,并考察了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对党报通讯员制度的实践。

  许高勇基于阅读史的视角,认为“五四青年”对《新青年》的阅读,一定程度上体现报刊、读者与社会间的多元互动关系,推动了五四运动乃至革命的发展。郭若平指出《向导》周报的时评史料,是中共早期历史的反应性史料,与通常所认可的原始史料存在一定的差别,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作为研究中共早期历史的基础性史料,有必要从理论与方法上进行辨析与分析,从而成为观察中共早期历史变迁的向导。韩青认为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上海成为中共早期报刊主要集中地,与近代以来上海的政治文化环境密不可分。林绪武等以《红色中华》的大众阅读为例,探讨了苏区公共阅读的建构和形式多样的读报活动及读报效果,俱乐部、列宁室等公共阅读空间的创建,以集体读报的方式开展公共阅读,实现读者、政府和报纸的多方互动及共赢等实际成效。董昊等从发行、阅读与编读互动探讨了重庆《新华日报》的阅读史,认为阅读旨趣既影响了报纸的内容与版面,也使得个体被卷入国共关系之中,成为两者政治争夺的一部分,体现国共两党的斗争策略,暗含着革命的胜利之道。邱跃强以延安《解放日报》所刊登的普通战士、党员、党的干部、领袖的图像,概述了延安时期员勇敢无畏、乐观自信,艰苦朴素、热爱学习,永不自满、人人平等的形象。吴果中等认为《人民画报》的图像实践是创造新的政治主体的过程,是一种将视觉宣传与日常生活、视觉文化与视觉政治相结合的有机的组织方式,建构了中国新闻出版事业“人民本位”的图像体系。何天平等基于图像学研究和阐释史的理论方法,认为创刊初期《人民画报》的视觉建构与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进程形成复杂互动,唤起人民群众的现代性意识,参与新中国的现代化改造,从而阐释了视觉现代性的实践如何形塑“新中国”的媒介图景。

  林绪武指出百年中共党报党刊史可分为孕育探索、壮大发展和兴盛繁荣等阶段,党报党刊基本都围绕党在各个时期的不同历史任务发挥了媒介宣传、舆论引导、社会动员作用,百年中共党报党刊史是中国新闻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中共党史研究难以回避的部分。党报党刊为党的创建提供了思想基础与人才保障,为党的发展提供了舆论引导与主流话语保障,为党的建设提供了思想建党与媒体监督平台。百年党报党刊建构了党的革命形象、建设形象、改革形象和大党形象,党报党刊应继续为新时代中国形象建构和传播发挥作用。百年党报党刊史研究存在研究成果较多但质量参差不齐、个案研究较多但整体研究失衡及研究视角多元但研究方法单一等问题,倡导构建党报党刊史研究方法论、加强整体性研究、运用比较研究方法、跨学科综合性研究等。刘建明从建党与大革命时期的报刊风云、地下斗争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补遗、红色革命根据地的三大喉舌、红色报刊向人民报刊的转型、历史“大转变”时期的《人民日报》、习对党报理论的重大创新和杰出贡献等七个方面全面考察了中共中央机关报的百年历程。李舒等认为百年党报新闻评论的主导功能体现为:革命宣传的报刊武器、政治动员的话语建构、执政主张的言论阐释、真理探讨的言说回归、市场经济的舆论助推、政党观点的多维表达等。刘年辉等提出百年党报经营重心经历了重发行,到重视报业产业链,再到创新融媒体产业链的变迁过程。邢祥等指出要从深耕内容建设、用好信息技术革命成果、打造高素质新闻舆论队伍等方面,促进党报的深度融合与突破创新。

  另外,申子超提出从中国新闻宣传史、军事斗争史和卫生防疫史三个方面对《红色中华》开展专题性整理的思路。唐月娥等考察了《晋绥日报》数字化建设实践,提出资源库建设改进和拓展建议,为红色报纸文献数字化建设和共享提供实证和借鉴。

  2021年党报党刊史研究获批多项课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0项,分别是重点项目“民主革命时期中共海外报刊与党的国际形象塑造研究”;一般项目“延安《解放日报》对中国革命文化的发展研究”“建国前我国蒙古文红色进步报刊文献收集整理与研究” “《觉悟》阅读史研究(1919—1925)”;青年项目“党群关系视域下的《人民日报》读者来信研究(1977—2020)”“中国早期报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的初步建构研究”“抗战时期红色报刊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西部项目“《红星》报助力长征胜利的历史考察与经验研究”“政治传播视角下涉藏地区党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话语建构研究”“中央苏区党报党刊研究”;后期资助一般项目“中国城市办报队伍南方局报人群体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有“中国‘三线’办报与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研究(1937—1947)”“陈独秀报刊实践与传播思想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有“《少年》与中国早期革命话语体系的建构研究” “延安时期中国政治宣传研究——基于《解放日报》的考察”“《中国青年》与中国百年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发展与经验研究”。

  2021年举办的以党报党刊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主要有:北京大学的“党报党刊和百年中国”、上海大学的“百年报刊与红色基因传承”、中国传媒大学以“百年中共与党报党刊”为主题的第十八届“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湖南师范大学的“党与党媒”高峰论坛。

  总体来说,2021年党报党刊史研究取得了新进展、新成就,从研究方法来看,一方面遵循了过往的研究视角和研究路径,另一方面运用了整体性的宏观视角,开展了长时段综合性研究。新闻传播学科理论方法的运用最为普遍,体现出新闻传播学科对党报党刊的关注远超其他学科。同时,出现从民族学、情报学、地理学等学科理论方法研究党报党刊史的新成果。从研究内容来看,以党报党刊作为基础资料的研究占绝大多数,研究领域涉及党史党建、马克思主义传播及中国化、话语建构、形象建构、政权建设以及党报党刊的创办发行、编撰群体、报刊思想等,体现了党报党刊史研究仍存在分散性、碎片化研究的问题。从关注重点来看,研究成果集中于《新青年》《向导》《红色中华》《新中华报》《群众》《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等。这固然与党报党刊发行时长和出版期数有直接关系,也反映党报党刊史研究的不均衡现象仍在持续。